第一次以特约编辑身份去省城出差的那个清晨，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周晓梅还在熟睡，程桐在小床里咂着嘴做着婴儿梦。我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走到院子里。父亲已经起来了，正蹲在梧桐树下磨镰刀。
“这么早？“。
“嗯，赶早班车。“我拎着行李站在他身边，突然不知该说什么。
父亲放下镰刀，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尘土，问我：“东西都带齐了？“
“带齐了。“
“钱和粮票，放在贴身的兜里，“他像对小孩子一样叮嘱，“路上多个心眼，车上小偷多。“
我点点头。
晨光中，父亲的白发显得格外刺眼，脸上的皱纹像干涸的土地一样，沟壑纵横。这个曾经在我心中高大如山的男人，如今已经有些佝偻了。
“就一周，“我说，“很快就回来。“
父亲“嗯“了一声，转身往屋里走，好像有什么要紧事，吩咐：“不忙，你洗把脸，我让你妈给你煮几个鸡蛋，路上吃。“
半小时后，我背着行李包走出院门。回头望去，周晓梅抱着程桐站在门口向我挥手，父母站在她身后。
这一幕像一张老照片，深深烙在我的脑海里。
去省城的车上，我翻开笔记本，开始构思这期专栏的内容。自从接受张明远的邀请，我每月要负责编辑八篇农村题材的散文或短篇小说，自己也要创作一篇。
这种规律的工作节奏，让我既兴奋又忐忑。
省城的生活，与村里截然不同。作协给我安排了一间临时宿舍，狭小但整洁。每天早上八点，我准时到杂志社报到，参加编辑部的例会，然后审阅堆积如山的投稿。午饭后，我常常和张明远或其他编辑讨论选题，晚上则回到宿舍继续修改自己的文章。
“这期的主题是什么？“第三天中午，张明远在食堂问我。
“我想做一期'城乡之间'，“我放下筷子，说道，“关于农民工、关于农村学子进城求学、关于...“
“太散了，“张明远摇头，说道，“聚焦一个点，比如'进城务工者的春节返乡'，以小见大。“
我有些不服气，说道：“我想展现更广阔的图景...“
“读者需要的是能打动心灵的细节，不是宏大的主题。“张明远拍拍我的肩，笑道，“记住，别丢掉你最宝贵的乡土味。有些编辑来了省城，就学着写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你可别学他们。“
他的话，让我脸热。确实，这几天我看了不少都市文学作品，潜意识里想模仿那种“时髦“的文风。
晚上回到宿舍，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稿子，越看越不对劲。那些刻意雕琢的句子，那些强行加入的“深刻思考“，完全背离我最初的写作风格。
我一把揉皱稿纸，重新开始。
这一次，我写村里王大哥进城打工，春节背着大包小包回家的故事。写他给儿子买的变形金刚，给老婆买的羊毛围巾，给老父亲买的止痛膏药。写他在村口掬一捧雪洗脸，说“还是老家的雪干净“。
写完已是凌晨，久违的畅快感让我精神抖擞。
第二天，张明远看完稿子，难得地笑了：“这才像你程得胜写的东西。“
一周后回到家，仿佛从一个世界穿越到另一个。周晓梅抱着程桐在院门口等我，小家伙见到我，竟然张开小手要抱抱，让我惊喜不已。父亲在田里干活，母亲在灶房做饭，炊烟袅袅升起，混合着饭菜的香气。
“怎么样？“晚上躺在床上，周晓梅问我。
“挺好的，“我搂着她，说道，“就是...有点分裂。“
“分裂？“
“白天在省城讨论文**流，晚上回来听父亲讲玉米的长势，“我叹了口气，说道，“我感觉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穿梭。“
周晓梅沉默了一会儿，问我：“你更喜欢哪个世界？“
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省城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志同道合的文人朋友；乡村有我的根，有我最亲爱的人。
“我不知道，“我最终回答，有些勉强，“也许...不需要选择？“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逐渐习惯了这种双城生活。每次去省城，都会给程桐带个小玩具，给周晓梅带本书或一条丝巾，给父母带些他们舍不得买的糕点。
回家时，则带着满脑子的新想法和编辑部的约稿任务。
五月的一个下午，我正在杂志社审稿，电话突然响了。是周晓梅，从村里邮局打来的。
“得胜，“她的声音有些发抖，说道，“爸晕倒了，现在在县医院...“
我的血液瞬间凝固。父亲一向身体硬朗，从没生过大病。
“严重吗？我马上回去！“
“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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