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哪里？”
“在家里，不吃不喝，在床上躺着。”
“三个女儿已经上学了，怎么章满圆才两岁？”
“我堂兄这一支两代单传，没有想到我堂嫂在结扎之前生了一个带把的。”
“章国森本人为什么不来报案？”
“他急得吐了血，躺在公社卫生院里面。”
“为什么要报案？”
“我们觉得这把火烧得有些蹊跷？”
“怎么蹊跷？”
“我堂哥刚离开没有多久，房子里面就着火了，早不烧，晚不烧，怎么这么巧。小孩子在床上睡觉，屋子里面又没有其它人，怎么会有火呢？再说小孩子刚睡着没一会，一时半会是不会醒的。”
“屋子里面有没有火源？”
“有一个烤火炉——烧的是木炭——是一个脚炉。”
“脚炉离小孩有多远？”
“听堂哥讲有两三步远。”
“你们是什么时候见到小孩子的呢？”
“小孩子是刘家洼的胡队长抱出来的，当时浓烟从窗户和门缝里面直往外窜，他用铁锹砸开门锁，冲进屋子，把孩子抱了出来，但小孩子已经不行了，头发全烧焦了，脸烧得不成样子。”
“胡队长是在什么地方找到孩子的，是在床上吗？”
“不是在床上，是在堂屋的门口，离大门有两三步的距离。”
“床着火了吗？”
“床已经烧塌了。”
从上面这段对话中可看出：案件受理人提出了一些和案件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对案子的定性至关重要，如果能确认孩子与火无涉，那么，就可以肯定有人纵火，由此可见，当时之所以没有提出结论性的意见，恐怕和这份谈话记录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从上述材料中，根本就无法排除孩子接触火源的可能。
我们再看一看案件受理人的姓名就知道这份报案记录为什么会这么详细了。他的名字就是李云帆。现在，他既然已经做了公安局的副局长，具体负责刑侦队的工作，自然要把这笔糊涂账拿出来从新算算了。
“你们是不是认为，有人放了这把火？”
“是的。”
“会是谁呢？”
“这把火——如果是人放的话，那一定是成家。”
“有什么根据呢？”
“因为成家和我们章家有多年的积怨。”
“什么积怨？”
“成家在解放前是我们这一带的大地主，咱们这一带——方圆十几里的人家都是他家的佃户，成老爷子虽说对佃户比较苛刻，但从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就是成家的老八——他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以后为非作歹，附近几个村子的漂亮女娃，只要是他上了眼的，都让他糟蹋过，他作了不少孽——还出过一条人命。”
“老八？成家有几个儿子？”
“就这一个儿子，前面七个都是丫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成家上上下下都惯着、宠着他，就成了这副德性。”
“成老八的手上还有一条人命，请详细说说。”
“就是后村陶篾匠家的小女儿莲花，在后山的荷塘里采莲蓬，被老八盯上了，结果……”
“结果怎么样？”
“投河了。”
“投河了？”
“一九四九年——就是刚解放那一年，有人向政府揭发成老八的罪行，人民政府就把他抓了起来，不久就在街上——文登镇开了公审大会——把成老八镇压了，成家不知道听谁嚼的舌头，认定是我堂哥向政府告发的。”
“根据是什么呢？”
“我堂哥就是被成老八逼得走投无路，才去当兵的。”
“你详细说说。”
“有一次，成老八在去刘家洼的山路上，撞见了我二妹，欲行无礼，幸亏三叔公砍柴下山，才得以逃脱，但衣服被撕破了，大哥知道以后，在街上买了一包老鼠药，把成家的狗给药倒了，成老八买通官府把我大爷——就是章国森他爹抓到日本人的码头上抬煤。我堂哥咽不下这口气，就在成家的后院放了一把火，结果被成老八知道了，就到县里面喊了几个警察来抓我堂哥，堂哥得到了消息，连夜跑了。一跑就是六七年，后来才知道当兵去了。”
“当什么兵？”
“当。”章国林的舌头没有先前那么利索了。
“但说无妨。”
“在国民党的部队当兵。”
难怪章国林突然停住了，在国民党的军队里面当兵，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除此以外，还有其它原因吗？”
“有，后来——就是一九四六年，我堂哥回来过一次，还带了几个勤务兵，在家住了一个晚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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