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僵着肩膀不敢动，望着烟雾缭绕的麦田，眼泪无声地流下来。
天亮前，我轻轻摇醒父亲，说道：“爸，回去睡吧，天亮了。“
他睁开眼，第一反应是去看麦田。晨雾中，那些被扶起的麦子依然挺立，麦穗上的水珠在晨光中闪闪发亮。
“活了。“父亲喃喃道，撑着膝盖站起来，“走，回家做饭，吃完去实验室看看。“
赵雨晴的实验室在市农科院。我们赶到时，她正在显微镜前观察培养皿，眼下一片青黑，显然一夜没睡。
“程叔叔！“她见到我们，疲惫的脸上绽开笑容，“第一批胚芽开始分裂了！“她拉着父亲到显微镜前，“您看，细胞壁形成了！“
父亲弯腰看显微镜的样子有些滑稽，他不会调节焦距，赵雨晴只好帮他调好。当他终于看清那些正在分裂的细胞时，脸上的皱纹慢慢舒展开来，像个看到孙辈出生的老人。
“好，好...“他直起腰，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加这个。“
纸包里，是一些褐色粉末，赵雨晴好奇地嗅了嗅：“这是...？“
“柳树皮粉。“父亲说，“老法子，促生根的。“
赵雨晴没有像往常一样用科学理论反驳，而是立即取了一点溶解在蒸馏水里，加入培养基。
这个小小的动作，让我心头一暖，她开始尊重父亲的经验了。
接下来的日子像打仗，白天我们在田里照料受伤的麦子，防止倒伏引起的霉菌感染，晚上赵雨晴在实验室培育胚芽。父亲坚持用传统的草木灰水喷洒防病，张教授带来了新型生物制剂。
两人争执不下，最后决定分地块试验，结果出人意料，两种方法结合使用的地块恢复最快。
程桐每天跟着父亲在田里转悠，学会了辨认哪些麦穗适合留种。她的小笔记本上画满了歪歪扭扭的麦穗图案，旁边用拼音标注着“好“或“不好“。父亲教她用牙齿轻轻咬麦粒测试硬度时，她认真的样子逗笑了所有人。
“爷爷，这颗甜！“她举着一粒麦子嚷嚷。
“甜的不能留种。“父亲蹲下来耐心解释，“要选硬的，咬不动的。“
第五天早晨，赵雨晴兴奋地打来电话：“程大哥！胚芽苗可以移栽了！“
我们立即赶去实验室。在无菌培养室里，上百株嫩绿的小苗整齐排列，最高的已经有寸许。赵雨晴眼睛亮晶晶的，骄傲地介绍每一株的情况。
“成功率比预期高多了，达到67%！“她指着其中几株，“这些长得特别快，可能继承了'桐麦'的速生特性。“
父亲凑近观察那些小苗，指着其中一株：“这株不一样。“
我们都愣住了，在我们看来，这些小苗几乎一模一样。赵雨晴赶紧查看标签记录，惊讶地发现父亲指的那株确实来自一个特殊胚芽。
“程叔叔，您怎么看出来的？“
父亲摇摇头说不上来，只是坚持那株小苗的“精气神“不同。后来基因检测证明，那株小苗确实含有独特的基因表达，这是后话了。
移栽那天，全村人都来围观。我们把小苗种在专门辟出的“新生田“里，每株都精心标记。程桐负责给每株小苗系上红布条，说是“给它们戴大红花“。
就在我们专注于灾后重建时，谣言却像野草一样疯长。先是有人说“桐麦“不抗灾，接着又传这种麦子做出来的馒头发苦。最恶毒的说法是程家明知麦种有问题还故意推广，想害大家一起遭灾。
这些谣言，很快产生了效果。原本答应试种“桐麦“的邻村合作社打来电话，委婉地表示要“再考虑考虑“，县里的农业推广站也推迟了预定的观摩会。
我气得在院子里直转圈，说道：“肯定是王立强那伙人干的！我要去县里告他们！“
父亲坐在枣树下磨镰刀，头也不抬，说道：“麦子自己会说话。“
“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他们这是恶意诋毁！“
父亲停下磨刀的动作，说道：“去把晒场扫干净，该收打伤麦了。“
就在我憋着一肚子火无处发泄时，程桐却用她的方式化解了危机。她把冰雹打落的麦穗做成了一百多个小标本，麦穗固定在硬纸板上，旁边是她用蜡笔画的长过程：从种子到麦苗，再到抽穗成熟，最后，被冰雹打落又被扶起。每个标本都不一样，背面都写着同样的话：“我很坚强，请带我回家。“
这些充满童真的标本，周晓梅拿到村委会散发，很快被一抢而空。有人把标本照片发到网上，配上“冰雹麦穗“的故事，竟意外走红。县电视台闻讯赶来采访，镜头前程桐用稚嫩的声音说：“麦子不怕疼，我也不怕。“
这句简单的童言，打动了无数人。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桐麦“背后的故事和程家三代人的坚守被更多人知晓。舆论再次反转，县农业局专门派人来考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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