茧和疤痕，是几十年劳作留下的印记。
“你也脱了，“他对我说，声音有些沙哑，说道，“最后一次了。“
我蹲下身体，顺从地脱下鞋袜。泥土温热细腻，夹杂着小石子，踩上去有些刺痛，心里奇异地踏实。父亲已经走进麦田深处，他弯下腰，轻轻抚摸麦穗，动作温柔得像对待孩子。
我跟在后面，看着他的背影在麦浪中时隐时现。忽然，他停下来，蹲下身抓起一把土，放在鼻前深深吸了一口气。
“你闻，“他把土递给我，说道，“多香。“
我学着他的样子闻了闻，确实有一种特殊的香气。阳光、雨水、腐烂的秸秆和新生的根须混合在一起，是土地独有的气息。
“这块地，“父亲指着脚下，说道，“六三年大旱，我跟你娘挑水浇了整整一个月，保住了三成收成；那边，“他又指向东头，“七六年发大水，淤泥有一尺厚，第二年反倒成了最肥的地...“
他如数家珍，讲述着每一块地的“历史“，那些我从未听过的艰辛与坚韧。跟在他身后，我第一次真正理解父亲与土地之间，那种无法割舍的联系。
这不只是生产资料，是生命的延伸，是记忆的载体，是身份的证明。
走到地中央，父亲突然停下，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蹲下身仔细地装了一捧土，扎紧袋口。
“带回去，“他递给我，一字一顿道，“给桐桐看看，她爷爷的命根子长啥样。“
我伸出双手，接过那袋沉甸甸的泥土，心里十分沉重。父亲继续向前走，不时停下来摸摸麦穗，拔除杂草，或者只是静静地站着，望着远方出神。
太阳西斜时，我们才走出麦田。父亲在田埂上坐下，慢慢地穿上鞋袜。他的裤脚和脚掌上沾满泥土，他没有拍打，仿佛要尽可能久地保留这份触感。
“走吧，“他站起身，说道，“明天来签字。“
回村的路上，父亲反常地健谈。他告诉我哪块地适合种什么，什么时候该浇水施肥，甚至包括一些我小时候他讲过的农谚。我安静地听着，知道这是他特有的告别方式。把这些经验传授给我，就像把接力棒交给下一棒选手，尽管我可能永远用不上。
第二天签约时，父亲显得异常平静。当村长把协议推到他面前，他看都没看，就递给了我：“你念。“
我逐条阅读那份协议，当念到“自愿永久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时，父亲的眼皮跳了一下，很快又恢复平静。
“笔。“他伸出手。
我掏出钢笔，递给父亲。他接过笔，在签名处顿了顿，然后用力写下自己的名字：程转运。
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墨水有些晕开，像是老人颤抖的手无法完全控制力度。签完字，父亲把笔还给我，转头对村长说：“收割时，通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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