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朦胧入帝眼，丝路雏形或可期？】
“西域？”汉武帝眼神灼灼，“那是什么地方？听起来……很有意思！朕也要派人去看看！去探索！将我大汉的声威，传到更远的地方！”他对开疆拓土的热情被彻底点燃了。
太极宫，李世民也点头称赞：“强国必先强兵，安边方能兴内。扶苏能继承始皇遗志，北击匈奴，巩固边防，为国内的休养生息和发展创造了安定的环境。其目光投向西域，亦显其胸襟之开阔。若能打通东西商路，则于国于民，皆有大利。”
紫禁城，康熙皇帝对扶苏的边疆策略尤为关注。“北击匈奴，以战促和，乃是解决边患的有效手段之一。然，军事打击之后，尚需有长远的安边之策，如屯垦、贸易、册封、联姻等，方能持久。观其对西域已有初步探索，足见其并非只重武功，亦有长远经略之考量。”
在武功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魔改”扶苏在文治方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远见和魄力。
他深知，一个庞大帝国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需要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统一的文化认同。
画面转到了咸阳的宫殿之内。扶苏召集了李斯（如果还活着且被有限度启用，负责具体事务，戴罪立功）、蒙毅以及其他精通律法的官员和学者，开始进行一项浩大的工程——修订秦律。
他并没有全盘否定秦律。秦律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其严密、系统、高效而著称，是维护大秦帝国统一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但是，他也清楚地认识到，原始的秦律，尤其是在商鞅变法和始皇帝时期不断增补之后，存在着条文过于严苛、刑罚过于残酷、缺乏人情味等弊端，这也是导致民怨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扶苏主持的修订工作，旨在“损益”。保留其维护统一、保障效率、惩治犯罪的核心精神和基本框架，但对一些过于残酷的刑罚（如连坐范围过大、肉刑滥用等）进行了削减或替代；对一些不合时宜、过于严苛的条款进行了修改；增加了更多关于民事、经济活动的规范，使其更具操作性，也更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加入了一些儒家“德主刑辅”的思想，强调教化与惩罚相结合（当然，本质上依然是法家为主）。
经过数年的努力，一部更加完善、更加系统、也相对更“人性化”（以当时标准而言）的《秦律》（或称《扶苏律典》）编纂完成，并颁行全国。这不仅巩固了法治的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提升了政府的公信力。
【修订秦律固法基，宽严相济辅仁德；法典颁行天下遵，长治久安有规程。】
与此同时，扶苏也彻底扭转了“焚书”的政策。他不仅解除了对民间收藏《诗》、《书》百家语的禁令（只要不用于非议朝政），更主动组织人力，开始对散佚的各类书籍进行搜集、整理、校勘和编纂。
咸阳宫内设立了类似后世“兰台”、“石室”的机构，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包括儒生、法家、道家、墨家等，只要有真才实学且不反对统一），共同参与这项宏大的文化工程。他们不仅整理六国史书（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纳入统一的史学框架），也对诸子百家的学说进行研究和注释，甚至开始编纂官方的工具书、科技著作等。
这种对文化的尊重和整理，极大地促进了原来六国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消除了因“焚书”而造成的文化断层和知识壁垒，为形成统一的、多元包容的“华夏文化”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罢黜焚书兴文教，广纳贤才集典章；文化融合消隔阂，华夏认同固家邦。】
看到扶苏在法律和文化建设上的这些举措，诸位帝王也纷纷表示肯定。
咸阳宫内，嬴政对儿子完善法制的做法表示满意。“法者，治国之重器也！律法严明，方能使天下有所依循。扶苏能在此基础上加以完善，使其更利于施行，甚好。”至于整理书籍、任用儒生，他虽然仍有些疑虑，但看到这并未动摇法家的根本地位，反而有助于稳定人心、笼络士子，也就默认了。“哼，只要他们不胡言乱语，不反对朕的郡县制，读读书，写写字，倒也无妨。”
未央宫，汉武帝刘彻，以及太极宫的李世民等注重文治的皇帝，都对扶苏的做法表示赞赏。“修订律法，以求公正；整理典籍，以续文脉。此皆明君所为。秦能有此二世，实乃大幸！”李世民更是感慨道：“刚柔并济，文武兼修，方能成就千秋伟业。扶苏深谙此道。”
（假设）若是宋朝那些极其重视文化建设的皇帝看到，定然会对扶苏组织编纂书籍、促进文化融合的做法赞不绝口。“文化乃国之血脉，教化乃民之根本。此帝能于统一之后，迅速着手文化建设，足见其远见卓识。”
紫禁城，康熙皇帝总结道：“制度与文化，乃国家之两翼，缺一不可。扶苏能于法制建设与文化发展两方面同时着力，刚柔并济，恩威并用，此乃长治久安之基石。若能坚持此道，大秦国祚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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