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父亲是一名教师，但他从未干涉过我的学习。他没有危机感，认为孩子天生爱玩，家长应该让孩子自由成长。因此，他没有教我数数、加减法、认硬币，也没有教我三字经、儿歌、唐诗等。他更感兴趣的是观察我是否有特殊之处，比如，他曾经多次提到我的眼睛会发出蓝光。他对此深信不疑，甚至说服了我母亲一起观察。那段时间，父亲热衷于研究自然界的奇异现象，他从书上了解到，有些地区的孩子拥有非凡的智慧或神奇的能量。或许，他希望我能够与众不同。
在我们村庄里，和我同龄的孩子有十几个，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也有少数二胎家庭，我们通常称他们为“小二子”。我家东边隔了几户人家，有一户有两个孩子，一个姐姐比我大三岁，一个弟弟比我小三岁。姐姐家隔壁，也就是村尾的一户人家，有一个比我小一岁的女孩。我们四个孩子住得很近，经常一起玩耍。他们喜欢和我一起玩，但又不敢来我家，因为父亲是老师。他们觉得父亲很严厉，不苟言笑，即使和他们说几句话，他们也会感到害怕，回答时总是小心翼翼。实际上，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并非真的害怕，而是出于对教师这一神圣职业的尊敬。每次他们来我家，都会先看看父亲是否在家。
我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但称呼时带上姓氏就显得不够亲切了，所以我们通常叫彼此的小名或绰号。比如小兰、阿兰、小……或者小大子、小二子。按照年龄从大到小排序，我们是阿兰、小娥儿、大军、我，我们四个人经常一起玩。
阿兰是最大的，她对我们三个年纪小的非常照顾。在我的印象中，阿兰长得好看，脾气好，性格好，做事也干脆利落。她总是帮助父母做家务，照顾弟弟，邻居们经常夸赞她。每当我们三个小的因为争执而起风波时，她总是能及时出现，平息纷争，而且她处理得公正无私，让我们都心服口服。
阿兰的弟弟大军，因为是男孩，从小就被宠坏了，脾气很大，动不动就对家人发脾气，摔东西是常有的事。每次我去他们家，他几乎都会闹出点动静。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首先，他脾气暴躁，和我们玩什么游戏都能耍赖，还总是以年纪小为由要求我们让着他。其次，他自认为作为男孩比女孩更尊贵，不把女孩放在眼里，而且他的奶奶也特别重男轻女，总是特别宠爱他，这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小娥儿比我小两岁，我们俩年龄更接近，身高也差不多。相较于我对阿兰的敬佩和对大军的讨厌，我和小娥儿的关系实际上更亲密。当四个人不能一起玩时，我和小娥儿在一起的时间最多。我们有时会钻进竹林，挖笋，挖蚯蚓，找水耗子；有时玩过家家，搭房子，生火做饭；有时一个扮演医生，一个扮演病人，医生给病人打针吃药。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小娥儿的爷爷七八十岁，年老体弱，身材佝偻，衣衫褴褛，穿着一双补丁的破军鞋。他满脸皱纹，手上布满老茧，眉毛花白，但精神矍铄，总是笑呵呵的。他喜欢戴一顶毡帽，一戴上帽子就露出光秃秃的头顶。小娥儿叫他“陈光头”，他也不生气。后来，小娥儿不知为何改叫他“大炮”，他听了也不生气，只是笑。我见他不介意，也跟着叫他“大炮”。他依旧不生气，反而笑得更开心了。我们就拍着手，跟在他后面叫着“大炮”、“陈大炮”。他对我们这些叫嚷毫不在意，走到泥瓦房墙边，扛起锄头就走。
“大炮，陈大炮！”小娥儿高声呼唤，“你要去哪里？”
他头也不回地回答：“去田里，除草。”
我们俩继续追着喊：“大炮，大炮……”
老人家只有一个儿子，即小娥儿的父亲。他的妻子很早就去世了，我从未有机会见到小娥儿的奶奶。老人家拥有自己的房屋、田地和菜园，生活完全自理。有时，当我和小娥儿玩耍时，他会询问我们有没有吃过饭，总是会喊我们一起吃饭。小娥儿很少吃她爷爷的食物，认为不够卫生，不知道是不是她妈妈叮嘱过她的。她不吃，我当然也不会吃。当然，偶尔我们也会接受，比如在老人家烤玉米或烤红薯时，我们会欣然接受，一人一个，吃得津津有味，满嘴都是渣。
我也不清楚为何我们俩对“老炮”这个绰号如此偏爱，总是不顾老人家的长辈身份，随意地称呼他。但老人家从不生气，只是憨厚地笑着。我不记得他的面容了，但我记得他的笑声，那爽朗的哈哈大笑，仿佛能震动天际，吓得天空中的鸟儿“呼哧呼哧”地拍打着翅膀逃走。后来，这位爷爷过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村庄，和爸爸妈妈一起搬到了镇上的学校居住。再次见到小娥儿时，我们聊起天来，她再也没有提起“大炮”这个昵称，只是淡淡地回忆起爷爷的往事。
“大炮，陈大炮！”这个绰号，我至今记忆犹新。我猜想，即便是小娥儿的父母，我的父母，也未必知道那位已故的老人家曾被我们两个顽皮的孩子起了这样一个绰号。
我和小娥儿一起玩耍的时光实在太多，多到我都无法一一细数我们玩过的游戏。两个人玩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我们总是找阿兰和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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