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的村子所在位置里连部并不远，5里地驱车前往，绕行一段，十多分钟就到了。村子坐落于部队东南方向的一座小山的山脚下，由于土地贫瘠，只是辟了一小块地种了些马铃薯。村里人不多，总共只有六户人，每家人都栓了一只山羊，家中散养着一些鸡。大致如此。
村里人见部队来了车，都围了上来，我看到一个中年妇女拼命挤到车前，扒着车门，我就猜到，一定是老乡的妻子。
我们到了他们家门口，将老乡送了进去，大致了解到，这村里基本都是一个族谱里的，耿姓，没有外人。昨晚来的老乡全名耿庆才，甚至他的妻子，都是他的表亲。
老耿到家，不仅没有收到部队的处罚，还安然无恙地把他送了回来，他妻子甚是感激，硬是要塞给我们几颗鸡蛋作为感谢。这无论是处于纪律考虑，还是人情世故，我们自然是不可能接受的，万般推脱下，我们总算是说服了他们一家，退了出来。
这个村里，偶有狗吠，但不多。一路转下来，全村只有一台用以运输的牛车靠在墙角，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用来拉车的老黄牛。
我们回到连队，将看到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反馈给了指导员。指导员若有所思地看着自己的案台，似乎是有了主意，安排我们回各自的班报道，晚些时候会嘱咐我们。
左军虽然表面上完全服从命令，但是心内似乎是非常厌恶这类人的。在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那边否定这群老乡的无可奈何。的确，当今的革命路线已经宣告胜利，老百姓应当在党的领导下，过上了比以往更富足的生活。但是他似乎有些过于激进了。在他眼里，尤其倾向于机会主义。他曾对我说，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上海，去一次传说中的“冒险家的乐园”。我一度否定了他的想法，并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上海并非他想象种的样子，这么一个被当年割据得四分五裂的城市，是饱受沧桑的。“冒险家的乐园”对我们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名号，反过来说，这是一个饱含“屈辱史”的标记。我也曾不止一次告诉他，别再提及这个名字，至少在我面前不要提。
我并不是针对他个人，但是他们似乎对上海有什么误解。抗战前的上海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然而这些都是在各国列强的压迫下的苦中作乐。而且这所有的光鲜亮丽，都是存在于那些中国人地位低下的“租界”。从1845年清末建立了英租界以来，上海经历了近百年的租界史。是整整一百年的屈辱史。那面“上海租界旗”其实就是一面最好的罪证，一面由十二国国旗组成的旗帜。
其实在当时的上海，大部分的国人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工人阶层的工资是极其微薄的，维持生计已是奢求了。而且那时候资本家最底层人民的剥削，已经到丧尽天良的地步了。外国人在这里并不行使他们本土的法律，因此那时工厂使用童工竟然是合法的，所以在工厂中充斥着大量的童工，而目的仅仅是为了降低占比不高的人工支出。况且无论是成年人还是童工，每天的工作时间高达十四个小时，休假是闻所未闻的。
辛苦劳作若是能换来等值的收入，对他们而言，还能算得上是“欣慰”的。然而现实往往更加残酷，这些辛劳的工人还极可能遭受“拿摩温”的剥削，被“拿摩温”拖欠工资等。也有许多流民和各个大小帮派弟子没有工作岗位的，无法在上海立足。上海还存在着数量庞大的乞丐，每日以乞讨为生。他们的形象在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里让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时的社会却远比漫画中要来的残酷的多。当时真的可以堪称“穷人的地狱”。
在纸醉金迷的背后，其实是这么一片辛酸史。然而自己的苦，可能也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但也必须承认，上海在饱经沧桑的同时，也得到了国家大量的扶持与帮助，才能在连续经历了开埠通商、租界划分、列强豪夺、抗战等一系列大的变迁的同时，即使在淞沪抗战时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后，依然能迅速恢复起来。
虽然左军对我的意见不屑一顾，他仍然要坚持他的想法，这自然是他的权力，我并不能过多干涉。然而有些认识，却一直备受指导员关注，他在这次汇报工作中，随口提及“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话。让指导员尤为反感。
当晚指导员再次找到了我们，并指派我们明天一早再去一次老耿他们村子。因为考虑到军民关系的重要性，此次发生的情况，虽为偶发性事件，但根本上，也是因为百姓生活疾苦所致，既然发生在军营附近，那么我们就有义务去帮助那些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同胞。
我们本身的普通军民物资就是由自己筹措的，那渠道其实可以自行调配，老耿的村子就成为了试点，我和左军便成为了下插的村里的特派员。主要工作当然是尽我们绵薄之力扶贫的同时，拉近军民关系，建立以连部为核心的军民关系网。
我和左军带着各自的情绪前往村里，村民也是半信半疑，如此安排怕是别有用心。
左军很是不惯，虽然身为军人早应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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