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倒早，又来借英语书？”他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打补丁的棉毛衫。
“张师傅，吾想借几本讲股票的书。”陈萱的脸有点红，像被晨光晒透的苹果。
老张头的老花镜差点掉下来，用手指把镜架推上去：“股票？那种新花样有啥好书？上个月来个戴眼镜的，借了本《股市入门》，说要辞掉铁饭碗去炒股，被他老子追着打了三条街。那老子一边打一边骂：‘读了十几年书，读成个赌徒！’”
陈萱没应声，在书架上翻找。财经区的书不多，大多是讲计划经济的，封面上印着“某某工厂生产计划图表”。好不容易找到本《证券市场概论》，封面都磨破了，书脊用牛皮纸粘着。她抱着书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透过玻璃照在字上，“股份制”“市盈率”这些词像天书，可她越看越入迷，连午饭都忘了吃。胃里空落落的，却觉得心里被什么东西填满了，像揣了个暖炉。
傍晚回家，路过证券交易所，门口排着长队，队伍里有穿西装的，也有穿布鞋的，手里都捏着皱巴巴的钱。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在喊：“认购证！十块一张！买了能发财！”他的嗓子哑了，喊得脖子上的青筋直跳。
“发财？”旁边卖冰棍的阿姨撇撇嘴，揭开保温箱的棉被，白气“腾”地冒出来，“吾儿子单位的科长，买了两百块的，现在天天失眠，半夜起来数羊，数到天亮还睁着眼。”她递根赤豆棒冰给陈萱，“喏，吃根冰棒定定神，勿要学那些人疯。”
陈萱的心跳得厉害，攥着口袋里的五块钱——那是她这个月的零花钱，原本想攒着买支新钢笔。她想挤进去问问，脚刚迈出半步，就听见有人喊她：“小陈！侬在这里做啥？”
是车间的组长李芳，手里拎着只鸡，鸡毛沾了点泥，应该是去走亲戚。“组长。”陈萱的脸更红了，把手里的书往身后藏了藏。
“勿要学那些人瞎起哄。”李芳拍她的胳膊，手镯上的铃铛叮当作响，“吾家男人在银行，说这股市就是资本家设的陷阱，专骗我们工人的血汗钱。侬看那交易所的门，像不像老虎嘴？进去就被吞了。”
陈萱点点头，看着李芳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交易所的电子屏亮起来，绿色的数字在黑夜里闪，像无数只眼睛。她忽然想起书里的话：“市场如潮，勇者立潮头。”风从江面吹过来，带着点鱼腥味，拂在脸上凉丝丝的。
回到家，父亲在修自行车，链条油蹭得满手黑，像戴了副黑手套。“囡囡，厂里说明年要评先进，侬好好表现，争取把工资涨到七十块。”他说话时，嘴里的牙缺了两颗，是年轻时啃硬骨头硌掉的。
“晓得了，阿爸。”陈萱蹲下来帮他递扳手，目光却瞟向桌上的报纸——母亲用来包瓜子的那张，正好是她昨天藏起来的财经版。报纸边角被瓜子壳硌出了小坑，像星星的脚印。
夜里，陈萱在台灯下写日记。笔尖划过纸页，发出“沙沙”声：“今日读《证券市场概论》，知钱可生钱，非劳力一途。家人虽反对，然吾心已动。若有朝一日，能让阿爸阿妈住上有抽水马桶的房子，不用再倒痰盂；能让阿妈买件新棉袄，不用总穿阿爸的旧劳保服……”
窗外的月光照进来，落在日记本上，“股票”两个字被镀上层银辉。弄堂里的狗叫了两声，远处传来火车进站的鸣笛，悠长而辽远，像谁在远方呼唤。陈萱把日记本锁进抽屉，钥匙藏在床板下——那里还藏着她偷偷攒的二十块钱，是从每个月的菜钱里抠出来的，一张张捋得平平整整，用橡皮筋捆着。
第二天去图书馆，老张头扔给她本旧杂志：“昨天整理库房找着的，讲美国华尔街的，侬看看？”杂志的封面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红马甲们在里面穿梭，像一群忙碌的蜜蜂。
陈萱翻到其中一页，有张照片：一个穿旗袍的中国女人站在交易所门口，笑容灿烂。底下的字写着：“1990年，第一位进入华尔街的中国女性分析师。”女人的旗袍是月白色的，领口绣着朵玉兰花，和陈萱窗外的那棵玉兰树一样。
“张师傅，吾想试试。”陈萱的声音很轻，却带着股子韧劲儿，像她自行车上那根快断了却还没断的链条。
老张头叹了口气，从怀里摸出颗水果糖，糖纸皱巴巴的：“吾儿子当年想去深圳闯，吾也拦着，现在他开了家电子厂，每年寄回来的钱够吾养老。年轻人的路，让他们自己走伐。”
水果糖含在嘴里，甜甜的，是橘子味的。陈萱抱着书走出图书馆，南京路的电车“叮叮当当”驶过，车身上的广告画是“上海牌手表”，指针指向三点，像在催促着什么。她抬头看天，云彩流动得很快，像要去很远的地方。她知道，从今天起，她的生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颗叫“股票”的种子，已经落在她心里，只等着一场雨，就能破土而出。
晚饭时，母亲又在说张师傅的女儿：“人家找了个中学老师，下个月就要结婚，嫁妆都备齐了，有缝纫机还有洗衣机。”缝纫机是“蝴蝶牌”的，洗衣机是“水仙牌”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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