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太监可不同于文臣，文臣好歹要点脸面，估计一下形象，太监可没那么多讲究，到了属国仗着自己是天朝使节，经常索求无度，贪得无厌，丑态毕露。当时的朝鲜国王进言：“今闻府尹权蹈之言，今朝廷奉使于外者，皆宦寺无识之徒，嗜欲无穷，其所经过，侵渔万端，取人之物不厌于心，则鞭挞不已”。把朝鲜国王都逼急了，可见太监们的嚣张程度。
太监们有好有坏，但是只要参政，那大部分太监都滥用职权，无恶不作，难道朱瞻基不知道吗？朱瞻基当然清楚，手下的文官们无数次的弹劾宦官，河南左参政黄泽就曾专门上书劝诫：“此辈宜一切疏远，勿使用事。汉、唐已事，彰彰可监”，但朱瞻基依旧不为所动，只要不激起太大的民怨，他都能忍。因为他要利用太监对付一个威胁他权力的庞然大物——文官集团。
可以说自宣宗始，明朝的政治就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逐渐制度化，皇帝只需作壁上观，高高在上，睥睨天下，两股势力互相制衡，共同作用，推动国家机器的运转，皇帝不用做实事，只需要交给下边的人去办，甚至决策权都可以下移。大家可能读着会觉得熟悉，不错，有点类似于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政体，最大的不同是明朝政体的主动权掌握在皇帝手中，而英国则是限制了王权。这可能有些不符合常理，因为我们学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这样的，明朝时期的中国还是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但是在明朝的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始形态。学者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从15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而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与这一时间大致吻合，因此明宣宗缔造的这一中政治模式我个人认为是中国民主立宪、政党政治的雏形，比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早了二百年之久。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可见一斑。
事实也确实如此，明末清初出现了一位大家黄宗羲，他被誉为“中国思想启蒙之父”，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的先驱。他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具有鲜明的民主色彩，这一思想作为民主先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并影响了后来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他提出的“天下为公”，与黄宗羲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了解的越多，你就会发现中外古今的历史都有共通之处，这便是历史的奇妙之处，由此引出我们学习历史的更加深远的意义：以史鉴今。
言归正传，朱瞻基一手促成了明朝政局的平衡，可以说，只要维持好这一政治平衡，皇帝稍加留意朝政就可以保证帝国的有效运转。成化、正德、嘉靖和万历，都能很好地加以运用，力求双方势力达到均势，而不使一方势力过大。当然这种模式的弊端也很明显，两方势力的斗争可能会造成人才的流失、行政效率的低下、内耗严重以至于外敌入侵，就比如嘉靖朝的庚戌之变，但时期不同、领导人不同，成化朝有成化犁庭，万历朝有万历三大征。
透过现象看本质，宪宗设立西厂的目的就在于限制文官势力，当然也有宪宗的个人因素，结合他的童年经历，他养成了敏感脆弱、缺乏安全感的性格，这样的性格缺陷促使他设计一个特务组织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
西厂的成立是非常偶然的，成化十二年（1476年），先是京城内出现了“妖狐夜出”的神秘案件，接着又有一个妖道李子龙以旁门左道蛊惑人心。当时李子龙以“左道”驰名一时，在朝中有极多的亲信。在亲信的帮助之下，李子龙有机会深入内宫，到万岁山等地观察。虽未明其真正之意，但据传李子龙意欲弑君，并且被锦衣卫校尉发现，李子龙遂伏法。
当时二十余岁的成化帝朱见深得知此事后，认为到处都布满危险，因而大为紧张、疑神疑鬼，为了避免类似的事再次发生，朱见深十分想了解宫外的民臣动向，于是令宦官汪直从锦衣卫中选人乔装成平民，出宫伺察。汪直抓住了这个机会，到处捕风捉影，搜罗了不少所谓的“秘密消息”报告给了宪宗。宪宗认为这些消息很有价值，对汪直的表现也十分满意，要他继续做下去。
这个乔装成百姓的侦查是不成气候的，于是宪宗于成化十三年（1477年）组织了新的内廷机构——西厂，西厂以汪直为提督，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西厂的军官主要从锦衣卫中选拔，这些人再自行选置部下，短短几个月内，西厂人员极度扩充，其势力甚至超过了老前辈东厂。
西厂仅仅成立5个月，就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成化十三年（1477年）五月，内阁大学士商辂及同僚万安、刘珝、刘吉上疏，历数汪直的十大罪状，认为宪宗宠信汪直，致使“人心汹汹，各怀疑虑”;他们还特别指出，上年七月有妖物伤人，而今的汪直用事，正是妖物出现的应验，要求宪宗革除西厂，废黜汪直，如此才能安天意、回人心。宪宗收到奏章后为之震惊，于是撤销西厂，遣散了西厂的人员。
朱见深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真正让他下决心裁撤西厂的是一件事情，一件现在看来是由文官策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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