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实事求是’呢？其实在于前朝士人，往往束书不读，讲论经典，唯凭己见，不通训诂，不能明圣贤之本意，汉儒治经之语，一概弃如敝屣，最后的结果，便是世风日下，终致不可匡救。是以国朝诸儒惩前朝衰亡之弊，凡所言及经典，俱要言而有据，上溯前贤经典之源，下启国朝新知，这便是最初的‘实事求是’。所以实事求是的根本，在于如实详解先贤之圣道，若只是满口盛言实事求是四个字，所做所为却不过是琐碎的考证，甚至一味堆砌经典，只为自炫其技，那便是舍本逐末，反而失了‘实事求是’之道了。”
“或许各位还有个疑问，所谓前贤圣道，竟是何物？所谓训诂考据，能否将前贤隐晦之道，一一重现于世呢？其实这‘实事求是’只是治学之道，治学另有其法，便是‘博学而算’。何为博学？凡一言一语，前朝宿儒各有见解，那么就要将这些见解尽数查探清楚，何为‘算’？便是要从中择选，要有自己的分辨能力，有才能之人，自然可以从中看出正确的解释，才学不足之辈，或许便会惑于众见，不能抉择，甚至自立险怪新说，诳惑众人，那便是入了歧途。对于治学而言，这‘博学’与‘算’，其实是一样重要的。”
“所以说，治学之难，其实不仅仅在于博学，更在于才能，那么所谓‘才能’，又是从何而来呢？那便是实践实行了，圣贤尝言格物致知，何为格物，所谓物，便是指天下万事，圣贤有言‘一以贯之’，又是何意，便是持之以恒的实践，切莫惑于‘顿悟’之道，竟而荒废了实行。那么各位或许也会问我，各位只是举人，还没有做官，这实践从何而来呢？所谓实践，原本皆是日用之事，人生而有父母，便当以尊亲为念，此为孝，入学读书，便有师友，相与而尽忠恕之道，此为仁，所谓仁孝，并非只是人心中的善念，若是不能使父母尊荣，不能与师友相互友爱，那是算不得仁孝的。”
“实践实行，本于仁孝，若是各位日后有幸为官，入朝为卿贰，直省做督抚，那么世间万事，便俱是实践。如今后学之间，多有言及‘经世致用’之人，经世致用，自然是没有错的，可是读书人要如何经世致用呢？只读几部农田水利、漕运盐政之书，便可以了解现实中稼穑之艰难，漕盐之利弊了吗？其实不是，许多旧日奏疏，所言之事，与今日已是天壤之别，刻舟求剑，岂可得乎？所以这经世之道，还是应该从研读经史开始，精通经史，便即可以明道，这是根基。有了根基，以后才能无往而不利啊？若是各位果然有为官治民的那一日，便要勤于钱谷刑名之事，详询直省府县风俗之善恶，广交士人，以知政事之利弊，其善者择而从之，其不善者更革以新制，如此方才是真正的经世致用啊。为官治事，自也要以学问为基础，不知算学，如何观一省之钱粮？如何不被下吏所蒙蔽？不通地理，又如何兴修水利？是以我曾修《畴人传》一部，成《广东通志》一部，只因这天算水地，同样是实事求是之学啊？到了那个时候，学问可以兴政事，政事则有裨益于学问，学行政事，相与而成，方是国家兴盛之根本啊？”
“如今之世，和我入仕之时却又不同了，各位自也清楚，六年之前，英吉利入寇，如今虽已成万年之和议，可防患于未然之道，大家还是应该清楚的。有许多年轻的读书人，在收集西洋地理、兵制、风俗之作，也有人感到困惑，说我堂堂天朝，还需要去学洋人的东西吗？我年纪大了，未来的大清是什么样子，我看不到，也猜不到了，只能凭着已往的经验，为大家指点一二。圣贤昔日亦曾有言，礼失而求之于野，天算之学，自古有之，亦曾中衰，是以西洋之人以西洋算学历法上呈于世祖、圣祖二位先帝，二位先帝清楚西法自有其长处，便即兼采而用之。由此可见，若是西洋之物确有所长，则我等取而用之，并无不妥。或者说，其中关键，并不在于中法西法之辨，而是在于我们能否真正做到实事求是，真正做到博学而算，若是各位后学，能将中法西法尽数兼通，在此基础之上，即便兼采西法，那也是本于中法，又何必再拘执于中西呢？可若是不学无术，对于西法尚不能言其本末，便一概弃而不顾，又或者不求甚解，唯知以西法自炫，那便是荒谬之事了。其中道理，仍然在于这‘实事求是’四个字啊。”
“太傅今日之言，确是至论啊。”奕詝也在一旁向阮元称赞道：“只是我确有一事不明，或许是我冒昧了。太傅方才言及治经之法，当循‘实事求是’之道，可我也听闻，太傅治经，亦多有一家之言。那若是后人以为，太傅所言是实事求是，可具体的治经治事之言，却和他们所见并不相同，又当如何呢？外人多有奸险之辈，若是以此刁难太傅，甚至百年之后，竟而寻章摘句，称太傅并非实事求是之人，这……又当如何呢？”
“哈哈，四阿哥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其实不光是那些外人，就是我自己，平时也经常反思昔日之言，是否确有思虑不周之处，这样的言语，或许也不算少了。”阮元也不禁笑道：“譬如那日心地动之说，我早年以为其乖谬不可信，之前数年观摩天象，却又觉得其中或许自有道理，那可能是我早年之言错了。但即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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