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5日，汉诺威，阴。
在慕尼黑陪了漫黎两个月之后我要开始新的旅行了。
漫黎把我送到车站不舍的冲我摆手，她还有学业要完成，接下来又是一个人的旅程了。
我把帆布包塞进行李架缝隙时，帆布边缘蹭到了本硬皮书。《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烫金书名在晨光里一闪，这是我临行前在慕尼黑旧书店淘到的初版复刻本。
刚翻开泛黄的扉页，皮鞋踏在金属台阶上的声响突然停在我面前。
带着德式严谨腔调的英语在头顶响起，语气礼貌的询问我也在读歌德？
我抬头，深灰羊绒大衣下露出雪白衬衫领口，男人抱着本黑色皮面笔记本，鼻梁上架着金丝眼镜，镜片后的蓝眼睛正盯着我手中的书。
我回应他，我在尝试理解狂飙突进时期的浪漫主义。我往窗边挪了挪，示意他坐下。
男人点头致谢，放下笔记本时，我瞥见扉页用花体字写着“D.R”。他身上飘来冷杉混着雪松香，像是巴伐利亚森林深处的气息。
他指着我书页间夹着的便签，和我聊起了这本书，他说这版的批注很有意思，19世纪评论家总把维特之死归咎于爱情，却忽略了社会阶层的窒息感。
我惊讶地发现他翻开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对歌德作品的分析，连《亲和力》里的植物隐喻都做了谱系图。
我们聊到歌德在魏玛的二十年，他突然从公文包里抽出张泛黄的音乐会节目单对我说，这是1825年歌德八十二岁生日音乐会的仿件，当时韦伯专门为他改编了《自由射手》选段。我凑近细看，墨迹晕染的边角还印着半个咖啡渍。
火车驶入黑森林时，他说起海德堡的哲学家小径，说那里的每块石板都听过黑格尔与谢林的辩论。
我有些困意，靠在窗边撑着脑袋。我看着他突然说，聊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做个自我介绍吧。
谢昕禾，中国南京人，来汉诺威旅游。
德里克·鲁滨逊，德国柏林人。
……Robinson（英文）？我歪头看向他，他有些无奈的说，是的，是我想的那位那个漂流的鲁滨逊。
他蓝色色的眼睛弯成好看的弧度，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手中的笔记本斟酌着开口，确切说是Robinson（德文），不过从小到大，他的朋友们都这么笑他。他耸耸肩，语气带着习以为常的无奈。
（姓名梗详见文末）
我托着下巴，故意板起脸说，这太不公平了，我读《鲁滨逊漂流记》的时候，总在想他要是有个会德语的朋友，说不定早被救出来了。
他愣了一瞬，随即爽朗地笑出声，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他睫毛上，像镀了层金边。
笑了一会儿，他摘下眼镜擦拭，睫毛在眼下投出扇形阴影，他说其实他在柏林自由大学学德语文学，来汉诺威参加下周关于诺瓦利斯《夜颂》的讲座。
他好奇的问我也是学文学的吗？我摇摇头，告诉他这些都是小时候我的爸爸强行给我培养阅读习惯时随手读的。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地理。
见我不喜欢这个话题，他的声音突然低下去，车窗外的针叶林正将最后一缕阳光揉碎成金粉。他询问我到了汉诺威后打算去哪玩，我笑着说，打算先去汉诺威大花园，然后再瞻仰一下莱布尼茨先生。他说这是不错的旅程。
我低头摩挲着书脊烫金，想起出发前漫黎说，德国人的浪漫都藏在严谨里。我把那本《少年维特的烦恼》借给了他。
当广播响起汉诺威即将到站，德里克在笔记本上匆匆写下联系方式，纸页边缘还带着他钢笔尖划破纸面的力道，他说，如果对早期浪漫派感兴趣，他随时欢迎。
下车时冷风卷着细雨扑来，我回头望去，他站在车窗后举起那本《少年维特的烦恼》，扉页间夹着的便签像只白色蝴蝶。
铁轨延伸向雾蒙蒙的远方，带着歌德式的怅惘与未知的可能。
攥着那张写有地址的纸条，我在汉诺威中央车站的冷风里站了许久。纸片边缘被钢笔划破的痕迹，此刻仿佛变成某种隐秘的邀约暗号。
最终，我将它小心塞进钱包夹层，踏上了原本计划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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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8日，汉诺威，晴
黄昏，我站在莱布尼茨故居的窗户前，望着暮色中的城市出神。
手机突然震动，是德里克发来的消息，附带一张照片：他书房的书架上，我的那本《少年维特的烦恼》正静静躺在诺瓦利斯的诗集旁，旁边还放着一杯冒着热气的黑咖啡。
他向我讲述近期的生活，他今天准备学校的演讲，又想起我说的“浪漫主义是对现实的温柔反叛”，这句话他要记进演讲稿里。
他的文字像他本人一样，严谨中藏着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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