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8日下午2点，铁托气喘吁吁地在维也纳火车站站台上找到了准备返回故乡过春节的我。
“瓦尔特同志，您能亲自来给我送行，的确让我很感动，也很意外。因为谁不知道您日理万鸡。”我微笑着调侃。
铁托笑着说：“刘哥，别取笑我了，但是你还不值得我送行！再说了，我喜欢迎接亲人和同志，最厌恶送别的场面。”
“那你急火火地跑来找我，所为何事？”
“唉，还不是那个笨间谍布哈林又出事了。”
“怎么？接头再次被警察识破了？”
“比这还糟糕！今天上午10点，他跑去维也纳街头演讲，号召工人罢工，要回被拖欠的工资。”
“这很好啊！就得让资本家知道，老实人被逼急了，他们连跪下求饶的机会都没有。”
“好什么好？听众寥寥无几，还有人喝倒彩：滚回你们野蛮落后的俄国去宣传吧！”
“怎么会这样？”
“首先，他不是奥匈帝国人，民族认同感没有；其次，维也纳作为帝国西部最富裕的城市，小富即安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产生共鸣。”
“有道理！或许去东部的波黑和塞尔维亚宣传，才会产生效果。”
“对呀，那里的人们生活贫困，革命的星星之火才可能形成燎原之势。”
“好了，我不太感兴趣你们说的革命，说说结果吧。”
“本来，他的演讲就被特工盯上了，演讲完了，他还感觉良好，溜溜达达去和科巴同志接头。”
“你说谁？斯大林同志吗？”
“是的，斯大林当时正在美泉宫附近的一个印刷厂，跟斯柯别列夫讨论最新一期的《真理报》上的文章，托洛茨基发表的“不断革命”理论。”
“我猜科巴同志不太赞同，对吗？”
“是的，你怎么猜到的？”
“因为无论哪种革命，成功后都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不是瞎折腾。”
“科巴也是这么认为的，您可真厉害！”
“这不重要，结果，说结果，我的列车快发车了。”我看了看表，2点半，现在是2点10分。
“这下好了，连人带报纸都被内政部的特工一锅端了。”铁托难过极了。
“关在哪里的？”
“内政部看守所，听说明天就要移交法院审判了。”
“你不去救人，找我干嘛？”
“我要是有招，还找你干什么？”
“托洛茨基呢？他不是跟奥匈外长和很多奥匈政府官员关系都不错吗？对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奥·鲍威尔也和他对弈过。”
“没用的，他们说这是间谍案，爱莫能助。另外，我有一种可怕的猜测，但您必须替我保密，否则，打死我也不敢说。”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
“我判断托洛茨基并不像他说的那样全力营救。”
“有证据吗？同志之间的猜疑是革命成功的大敌！”
“刘哥，您教诲的是！我听说有一条规律：政治事件谁是最大受益者，谁就是主谋。”
“或许你说得对。但是，到此为止吧。我没听见，你也没说过，对吗？”我严肃地盯着他的眼睛。
“啊对！”
“你找过弗洛伊德神医吗？”
“找过，人不熟，他只是表示了同情。”
“都说医者父母心，他就这么践行医德的？”
“呵呵，可惜那天请他西餐了，还不如喂狗！”
“别这么评价人！没有什么人是应该的，帮你是情分，不帮你是本分。”
“刘哥，您说的话太有哲理了，而且一以贯之。”
“别拍马屁了，说吧，要怎么帮你？我可是平民一个。”
“刘哥，您就别谦虚了。弗洛伊德先生出了个主意：请您去找内政部长艾贝尔先生求情，他说艾贝尔很欣赏您。”
“我只能试一试了。但是理由，或者说借口呢？”
“是噢，没有充足的理由，高层人物也不敢轻易开口。”
我掏出一包骆驼(1913细味蓝芬兰版)，递了一支给他，他替我点燃烟，才自己点着，美美地吸了一口。
“我看只能这样了：找维特根斯坦和他老爹帮忙，就说这个报纸，仅仅是钢铁公司俄国分公司的内部刊物，是工会用于教育和引导工人的，并且保证只在俄国发行，不会影响奥匈帝国的统治根基。”我有了清晰的思路。
“太棒了！刘哥，您真是天才！”铁托一激动，拥抱了我。
“只可惜，这个寒假怕是回不去了。”我有些悲催。
“您可以换明天的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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