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冬天，村里的光棍汉大憨走了一场很意外的桃花运。
这个大憨其实并不憨，是个高个子，长相也不难看。他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还有两个比他小十几岁的弟弟。我听老人们私下里说，他其实有三个弟弟，最小的一个因为家里穷养不起，生下来三天就被他爹送了人，他娘因为想孩子想得发了疯，没过几年就生病死了。
听说，把孩子送人并不是因为他爹心狠，而是没办法：一是他们家那时实在太穷，吃完上顿就没有下顿，再多一个孩子实在养不起；其次，他家老三不知怎么的，从小就是个傻子，而且学不会说话，啥也不会干，他爹担心生的老四也会这样；再就是，恰好有个人家愿意用两袋粮食换个男孩，这对天天处于饥饿之中的他们来说，简直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恩赐，无论谁都抵御不了诱惑。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大憨从十几岁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在他快二十岁的时候，他爹因眼睛不好几乎无法干活，养家的重任便落到大憨一个人身上。
那时候没有市场经济，村里人都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分粮食吃饭。大憨一个人挣，家里四个人吃，无论他多出力干活家里还是存不下余粮，算得上一贫如洗。
由于家里太穷，加上养着一个瞎爹和一个傻弟，十里八乡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家的姑娘嫁给他。
七十年代末实行分田到户，大憨家一下子分得了十多亩地。由于种庄稼在行，加上家里的二弟已长大成人，大憨有了得力的助手，他家的日子便慢慢地有了起色。
可是，跟别人家比，他家的条件还是没有人能看上眼，因而还是没有媒人愿意为他说媒提亲。就这样，都快三十岁了，他还是个光棍汉。
八十年代初，村里开始有人外出打工，后来外出的人越来越多，不少人挣了钱，甚至还有人在打工的时候找上了对象，从外地娶了媳妇回来。
大憨也是个很要强的人，看了别人能这样，就也想到外地找个媳妇回来。于是，除了种家里的地，农闲的时候他也去跟着建筑队到外地打工。
有一年冬天—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一天下午我正跟几个小伙伴在大街上玩的时候突然看见刚离家打工一个多月的大憨回来了。
只见他扛着行李，跟他一起走进村来的还有一个烫了漂亮卷发的女人。两个人都春风满面，一边走一边说话。
看他们快走到跟前，我们就纷纷跟大憨打招呼，有叫叔叔的，有叫大爷的，还有叫大爷爷的。
大憨见了我们也非常高兴，就从行李包里抓出一大把糖果分给我们吃，那个女的也笑眯眯地帮他一起分糖果。
跟我一起玩耍的伙伴中有个外号叫三猴子的男孩儿，他对人从来不认生。三猴子吃着糖，一边围着那女的转着圈子看，一边叫：大憨叔，这女的是你给我们领回来的花婶婶吗？她身上可真香啊！
大憨听了哈哈大笑，那个女的也格格地笑了，细声细气地说：这个孩子……可真会说话！
我站在旁边，也偷偷地瞄了那女的几眼，发现她眼角虽有一点细细的皱纹，可笑起来倒还挺好看，只是那浓浓的雪花膏气味让我闻不惯。
于是，我们就簇簇拥拥地跟着他俩往他们家胡同里走，三猴子则早飞快地先跑过去报信去了。
到了他们家院子里，大憨的瞎眼老爹正指挥着他家的老二匆匆忙忙地收拾堂屋。听见我们一群人进来，大憨爹便扶着门框招呼大家拿板凳坐。
那女的进了屋，却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了。大憨看了便又抓了一把糖果分给我们，说：小子们，你们都先回家，我先收拾收拾房子——三猴子，回家顺便给你妈说一声，就说憨叔请她过来陪你花婶说说话。
我们听了便各自拿了糖一哄而散了。
大憨从外地领来了新媳妇的消息当天便在村里不胫而走。从当天晚上开始，便不断地有人到他家里来看新人。本家的几位老人也很高兴，就商量着要帮大憨张罗结婚的喜事。
不过，也有人不无疑虑地提醒大憨：你跟这女的认识多久了？是咋认识的？你可要小心别被坑了。
大憨没有回答大家的问题，却胸有成竹地劝大家不要担心，并信誓旦旦地说那女的亲口说的要跟他过日子，和他绝对是一条心。
就这样，热心的人们帮着大憨收拾好了房子——让他的瞎眼老爹带着两个弟弟都搬进了西厢房，在堂屋里给他们装了张大木床，床上铺了两床厚厚的新棉被，并订好了办酒席的日子，准备再赶两个大集，买完东西后就让他俩正式拜堂成亲。
在回村之后的那些天，一直到他们赶第二个大集之前，大憨的准新娘都表现得格外热情大方，就连前街识人无数的二爷爷都夸赞不已，说这一下大憨的苦日子总算熬到了头。
终于到了赶第二个大集的日子，大憨领着他的准新娘一大早就骑着他们前两天新买的自行车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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