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妮：人言可畏啊！面对别人异样的目光，我们像矮了半截似的，始终抬不起头来。
记者：大可不必。你们一没违法二没乱纪，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挣钱何错之有呢？今天的采访让我对你们这行有了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揭开了蒙在你们头上多年的神秘面纱，帮助我更加理智、客观和公正地分析近来社会上频频出现的新事物和新业态，同时也将极大地改变很多人头脑中一贯秉持的非白即黑的传统思维定势。
冬妮：可惜真正懂我的人太少了。希望通过你们的报道后，能给我们正个名，不要再说我们是不正经的人干不正经的事了。
记者：会的，只是需要时间，让我们一起努力。
冬妮：嗯，多谢大记者的理解和支持。
记者：这是我们的工作。再次感谢冬妮小姐的信任和坦率。
朱敏仪看完后，禁不住啧啧叫好，直呼太给力了。她按耐不住自己的激动，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急忙拿起笔写下了实时的感想和受采访笔录启迪引发的体悟。
最后一个文件是由两份电话采访录音合成，讲的都是一个主题：临时夫妻。朱敏仪先播放了受访人是位男性农民工的电话录音，采访人依然是寥佳莹的那位《南方周末》的学姐。
记者：你好！今天要聊的话题确实有些让你为难，但请放心！我们一定遵守之前对你的承诺，绝对不会对你和你的家庭带来任何困扰。
农民工：嘿嘿…说得好听！你们城里人专忽悠我们乡下人，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我哪能自揭疮疤呢？行了，就让我来讲讲这几年在城里跟人搭伙过日子的事吧。
记者：我们不会逼你的，想好了再说。
农民工：嗯嘞，就从我三十岁那年说起吧。
记者：好吧，你的口音较重，说慢点。
农民工清了清嗓子，开始了以下的讲述。
四年前的中秋，我刚过完三十五岁生日，经堂哥介绍去离家八百多公里大城市打工。之前一直都是在县里的榨油厂做零工，干干歇歇的，一年下来也忙不到几个钱。后来有了孩子，家里开销也大了，日子过得吃紧，这才托亲戚帮忙的。刚过去的时候，堂哥的朋友把我领到一个靠近港口很近的金属加工厂，在那干杂工，大多是体力活。白班夜班轮着倒，人是累了点，但收入还不错，三个月就能拿到在老家忙一年的钱，心里挺知足的。
我们这个厂地处偏僻，离市区四十多公里，周围人烟稀少，有几个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和两家小化工厂。厂里清一色的男工，几乎都是外乡人，年龄普遍都在四十岁以上，年轻人很少。老板把我们安排在工厂仓库旁边的一幢二层楼的集体宿舍里，条件还不赖，每间房都装了空调。一楼的中间是个小食堂，老板娘每天带着两个五十岁上下的妇女在那忙活，我们一日三餐都在那解决。
上班的头一个月我不太适应，每天一收工人就累的不行，浑身骨头就跟散了架似的，回到宿舍的床上倒头就睡，经常连饭都不想吃，更别说想其他的了。
后来，在师傅的调教下我慢慢掌握了些技巧和方法，干起活来也没那么累，人比以前轻松了许多，加上每次夜班完了可以歇个白天，精气神也跟着旺盛起来。
都讲饱暖思淫欲。我这号人平时又没什乐子——用你们的话说叫兴趣爱好，又正当壮年，都是过来人，吃饱喝足了，能不想床上那点事嘛？回家找老婆吧又不现实，先不说来回车票就得一千好几，得干多少天的活哟；即便舍得花，老板也不给假呀，时间上不允许。听工友们说港口小镇上有做皮肉生意的泡脚店，我心动过，可得知一次要好几百块，快抵上孩子一个月的奶粉钱了，最后还是忍住没去。有几个工友跟我一样，心疼钱，实在想得厉害了，就用手机上网看小黄片。不知谁嘴快，有一回这事传到来厂里体验生活、正在读大学的老板儿子耳朵里，他呵呵一笑，说了四个字，饮鸩止渴！我们听了不知啥意思，瞧他那表情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话，一定是嘲笑讽刺的多。
不光是身体上的憋屈，精神上的空虚无聊和生活上的很多不便，也让我更加想念从前在家做甩手掌柜的日子。那时在外面干完活到家，我妈和我媳妇把我当大爷似的侍候得舒舒服服，别说油瓶倒了都不扶，就连袜子也没洗过一双。可在厂里就不同了，啥事都得自己来，特别是在夏天，衣服要天天换洗，老烦人的。有一阵子同室的工友正好跟我上对倒班，只要逢到我下班他就不在宿舍，孤零零的剩下我一个，连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常常一个对着天花板发呆。不过，他这个人本来就不爱说话，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整天只好个小酒，但又没有多少酒量，属于馋酒的那种。几乎天天下班回来脸都喝得通红，就算是碰上了，还没轮到说上几句话，他很快就发出了震耳的呼噜声。难得遇到一、二天放假不上班，工友们要么三三两两会约着去四、五公里之外的港口小镇上逛逛，要么聚在一起打麻将、打扑克，玩斗地主、炸金花，来点小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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