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坚持住，我这就去找医生拿药，等着我回来，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这天早晨，在橡林郡城区边缘的一间破旧小屋里，一声声撕心裂肺的咳嗽震得单薄的窗纸簌簌作响，一个年幼的孩子推开这间小屋的大门，急匆匆地跑了出去。
乔治·伯纳德·萧的母亲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这根本就不是矿石病，而是尘肺病——一种常常由于在粉尘环境下毫无防护措施地工作而得上的职业病。在这个工业生产野蛮发展的时代，许多纺织厂女工都会得上这种疾病，但真正因此而致死的并不能算多。
但讽刺的是，或许是因为世道就是这样的，就连这职业病也染上了种族歧视的风格。据某些改革派议员的统计，有80%以上的塔拉纺织工人患有此类疾病，其中的一半左右都会死于这一疾病的直接或间接并发症。而在维多利亚工人之间，只有60%左右的人患有此类疾病，其中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最终致死。
问题差在哪里了呢？答案是明摆着的：糟糕的经济条件带来的体质虚弱、安全防护意识降低以及更多的超负荷工作，以及工厂显而易见的差别待遇。最可怕的是，即使是工会都拒绝维护塔拉工人的权利，因为它们是维多利亚人的工会。
你说塔拉工会在哪里？去问维多利亚的工人吧（吐痰）。
当然，即便是这样，塔拉人还是争着抢着涌入这些吃人的工厂，直到被榨干每一滴血液，因为即使是在这些工厂里被压榨到死，也比因为贫穷而死于饥寒要好。
遗憾的是，乔治的母亲没能坚持到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的那一天，就在小乔治刚满十岁的那一天，这位因为丈夫亡故而独自抚养了孩子七年的妇女终于倒下了，她因为一次尘肺病的剧烈发作而在工作中发生了事故，被机器轧掉了半个手臂。
维多利亚工厂冷酷无情地立刻将她扫地出门，甚至要求她赔偿了一笔不小的赔偿金——因为她的鲜血染红了一卷半成的布匹。这样的世道里，还能奢求什么公道呢？公道只是给那些维多利亚上流阶级预备写进戏剧里面的无聊消遣罢了，可笑的是，这些戏剧扔会被许多国家的亲维多利亚人士作为称颂自己精神祖国的论证。
乔治无暇去思考这些严肃又冰冷的事实，因为沉重的生活已经压得幼小的他喘不过气来。在母亲倒下之前，他只需要去卖卖报纸，做些简单的帮工补贴家用，就足以过上还算温饱的生活。可在母亲倒下之后，这个家的重担就全部压在了他的肩膀上。
母子两人每天的饮食、取暖用的炭火、必要的针线等日用品、母亲的药……为了让母亲不挨饿，乔治每天要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帮工整整18个小时，自己也是尽可能地吃得少一些，好节省一点食品开销。然而即使这样，他还是无法承担起母亲的药费，只能在母亲的病急性发作的时候去找医生购买一点应急药物。
乔治的母亲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虽然再过两年，乔治就可以去做一些挣钱更多的体力活了，但很多熟识这娘俩的人都只能悄悄叹息——这位母亲大概活不过这个冬天了。
乔治飞奔出小巷，躲开一辆呼啸而过的出租车，以及出租车轮扬起的带着恶臭的废水，穿过了家门外的这条大街。他已经无数次从这里经过，他十分清楚如何安全又快速的前往“杜拉汉”诊所，这是橡林郡唯一一座愿意低价甚至赊账向塔拉人出售药物的诊所，也是许多塔拉人唯一能去得起的看病的地方。
尽管“杜拉汉”的约翰·雪诺大夫其实以前是个兽医，直到现在还经常给人开出兽药方子来凑合事，而且对于许多疾病他都只能凭着经验和感觉胡乱开些抗生素。但他仍是在橡林郡的塔拉人之间口碑最好的医生。
他虽然把塔拉人当牲口治，但他至少把塔拉人当人看。
杜拉汉诊所距离乔治的家有两公里远，远在这座城区的另一头。不过乔治有信心，只要不出意外的话，他只需要不到一个小时就能跑个来回，因为他已经太熟悉这条路了，而且他也已经渐渐地长大了，他那瘦弱的双腿可以驱动着他轻盈的身体比以前跑得更快了。
只要不出意外的话。
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梦想罢了，穿越橡林郡市区对于他来说不只是一次奔跑，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冒险。在这座曾经属于古塔拉王国地界的维多利亚城市，塔拉人的存在仿佛就是一种错误——
如果他盲目抄近路，试图穿越繁华的商业区和富人居住区，那些维多利亚巡警会因为这个穷小子仅仅跑得快了一些，而怀疑他是否刚刚偷了谁的钱包，并截住他搜查。这种搜查最后往往会演变成一次敲诈勒索，从他本就不富裕的腰包里夺走他辛苦工作得到的一点零钱。
如果他被一些丧心病狂的人贩子盯上，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一些人贩子就喜欢抓这些塔拉孩子去贩卖或做黑工、打断手脚乞讨，因为这些塔拉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根本无法向警方求助，他们是最无力反抗的待宰羔羊。乔治就曾经被游荡的人贩子盯上过，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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